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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分析。

实证研究方法概述实证研究（EmpiricalResearch）方法是一种与规范研究（NormativeResearch）方法相对应的方法，它是基于观察和试验取得的大量事实、数据，利用统计推断的理论和技术，并经过严格的经验检验，而且引进数量模型，对社会现象进行数量分析的一种方法，其目的在于揭示各种社会现象的本质联系。

实证研究的产生：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产生于培根的经验哲学和牛顿——伽利略的自然科学研究。法国哲学家孔多塞（1743-1794）、圣西门（1760-1825）、孔德（1798-1857）倡导将自然科学实证的精神贯彻于社会现象研究之中。他们主张从经验入手，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使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精细化和准确化的水平。孔德1830到1842年《实证哲学教程》六卷本的出版，揭开了实证主义运动的序幕，在西方哲学史上形成实证主义思潮。

社会研究方法分为三个层次

“恶法非法”是指：有悖道德的实在法，不符合自然法的要求，与之相对应的是“恶法亦法”。

1，恶法非法”中的“恶法”之中心在于“恶”，意在强调实在法（法律、法规等）内容的不良善；

2，“恶法非法”是以“道德”为评判标准衡量法律的结果，它属于一种以法律之外的其他因素（道德）定义“法”的思维方法；

3，“恶法非法”是作为判断者的人以道德为标尺、从自己的主观立场出发，做出的“恶法”不符合自然法要求的一种论断；这种判断方法在性质上属于反映了判断人主观想法的“价值判断”。

自然法学派认为“恶法非法”，实证主义法学派认为“恶法亦法”。

恶法是相对于良法(善法)而言的,善法是符合社会学的要求，限制侵害他人的行为的。而恶法是限制人们的行为，规定只有按照其规定的行为才是允许的。

具体地说恶法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不符合多数人的意志.

(2)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

(3)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现在法学界流行一个问题,那就是"恶法非法"还是"恶法亦法",因此形成了两大立场,自然法学派坚持"恶法非法"分析法学派坚持"恶法亦法"。

扩展资料：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最早对法治作出明确的界定，提出法治有两项核心要素，其中之一就是良法，认为良法是法治的根本和内在基础，构成了法治优于一人之治的内核。

自此以后，良法在理论上成为法律思想的源泉，成为对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设计和评价不可缺少的理论范式。在西方古代、中世纪与近代时期，良法理论一直是自然法学派的思想传统。自古希腊后期斯多葛学派产生并传入古罗马之后，良法理论就与自然法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

古罗马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西塞罗就是一位古代自然法思想的集大成者。欧洲进入中世纪以后，自然法思想被宗教神学理论家所继承，但是良法理论并为终止，反而在宗教神学思想体系中得到了教好的发展。

中世纪的大神学家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都曾经表述过“恶法非法”的理论思想。在17、18世纪时期，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思想家们，如格老秀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建立了完整、系统的自然法理论。

虽然他们并没有明确提出“恶法非法”的观点，但是他们的理论观点至今仍然是西方法理学体系中良法理论的基础。

良法理论的基本观点认为，法律的良善性，亦即法律的道德性，是法律本身所具有的使法律之所以能成为法律的基本属性，它构成了法律得以产生、形成、实施、遵守、监督的合理根据，构成了法律权威性、合法性、普遍性、规范性的理性基础，构成了法治的精神支柱。

法律必须首先符合正义、理性等道德要求，人们才能对它表示认同，法律才能发挥出特有的优势和功能。不具有良善性的法律缺乏成为法律的资格，不是真正的法律。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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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的主要流派

社会研究方法体系的三大层次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方法论是社会研究方法体系的基础，其中哲学方法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最基本的方法论。方法论决定和影响着在社会研究中如何去观察研究社会现象，以及采用什么具体方法和专门的技术工具。同时，具体方法和技术、工具的发展将促进方法论本身的发展。不同的研究方式与不同的方法论之间存在某种内在 联系，各种不同的具体方法和技术与不同的研究方式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内在联系。比如，调查研究的方式往往需要运用抽样的方法、需要设计问卷的技术、需要运用计算机对收集的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存在哪些主要的差别？如何理解二者之间不存在好坏优劣之分？请说明理由。

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侧重于、且较多地依赖于对事物的测量和计算。定性研究则侧重于和依赖于对事物的含义、特征、象征的描述和理解。

1.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二者基于不同的范式。定量研究源于实证主义，接近于科学范式；定性研究从属于人文主义的自然范式，力图对社会生活的自然场景加以整体的理解和解释。

2.从研究的逻辑过程看，定量研究与演绎过程更为接近，目标是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强调价值中立，常常是对已有理论的检验；定性研究基于描述性分析，注重现象与背景之间的关系，认为事实与价值无法分离。其逻辑方式本质上是归纳的过程，即从实地研究中所获得的经验材料中归纳出具有理论特性的命题和阐释框架。

3.在理论与研究的关系上定量研究则用于理论检验；定性研究通常用于理论的构建。

4.在研究方式上，定量研究侧重于对社会事物的精确测量和计算，强调研究程序的标准化、系统化和操作化，常使用调查、试验、文献研究，获得数量化的资料便于使用统计学方法分析变量的因果关联；定性研究侧重于对行为主体的意义以及行为过程的描述和阐释。强调行为背景因素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强调研究程序、方手段的灵活性和特殊性，常使用实地研究，获得具体的实地资料。

5.总的来说，定量研究在结果上具有概括性和精确性，但对社会生活的理解缺乏深度；定性研究可以获得深入理解社会生活的丰富细致的资料，但难以推及整体的社会运行状况，这是研究过程的两种途径，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

陈述社会研究的一般程序，画出这一过程以及主要内容。

作为一种系统的科学的认识活动，社会研究遵循着一套比较固定的程序。从大的方面看，我们可以将社会研究的过程分为五个阶段：

（1）选择问题的阶段：从程序上看，选择研究问题是一项社会研究活动的起点，是整个研究工作的第一步，研究问题一旦确定，整个研究活动的目标和方向也就随之确定。众多的因素决定和制约着研究问题的选择。例如理论素养、生活阅历、观察角度、研究兴趣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客观条件等，选题方面的主要任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选取研究主题，即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大量的现象、问题和领域中，根据研究者的兴趣需要和动机确定一个研究主题。二是形成研究问题，进一步明确研究的范围，集中研究的焦点，将最初比较笼统、宽泛的研究领域具体化、精确化。（2）研究设计阶段：研究设计阶段的全部工作就可以理解成为现实研究的目标而进行的道路选择和工具准备，所谓道路选择，指的是为达到研究的目标而进行的研究设计工作，它涉及研究的思路、策略、方式、方法以及具体技术工具等各个方面。所谓工具准备，主要指的是对研究所依赖的测量工具或信息收集工具，如问卷、量表、实验手段等等的准备。（3）研究实施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具体贯彻研究设计中所确定的思路和策略按照研究设计中所确定的方式、方法和技术进行资料的收集工作，因而有的书中也称为资料收集阶段。（4）资料的处理与分析阶段：资料分析阶段在有的书中也称为研究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研究所所收集到的原始资料进行系统的审核、整理、归类、统计和分析。（5）结果的解释与报告：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撰写研究报告，评估研究质量，交流研究成果。

第2章 社会研究的基本方式

1、理论检验的步骤：（1）详细说明待检验的理论（2）由理论导出一组概念化的命题（3）用可检验的命题形式即假设的形式重述概念化命题（4）收集有关资料（5)分析资料（6）评价理论。

2、理论是以一种系统化的方式将经验世界中某些被挑选的方面概念化并组织起来的一组内在相关的命题。通常可将理论化分为三个层次，即宏观理论、中层理论和微观理论。由于实践上的原因，研究者在一项具体研究中所涉及的，通常并不是宏观意义上的理论，而是那种相对简单、相对具体、相对小型的理论，即那些中观层次的理论和微观层次的理论。

3、概念、变量、命题和假设是构成理论的基本要素。

4、概念是建构理论的“砖石”和“基本材料”，正是由逻辑地联系起来的概念形成理论。

5、在社会研究中，理论也可以是由变量语言构成的，其目的是描述不同变量及其不同属性之间所存在的某种逻辑关系。

6、直接由概念构成的是命题，而理论则是由一组命题所构成的。如果把概念成为建筑理论大厦的“砖石”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命题说成是建筑理论大厦的“预制板”。

理论的结构要素包括哪些？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

答：理论的结构要素包括：概念、变量、命题和假设。

（1）概念是构建理论的“砖石”和“基本材料”，正是由逻辑的联系起来的概念形成理论。（2）在社会研究中，理论也可以说是又变量语言构成的，如果把概念称为建筑理论大厦的“砖头”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命题说成是建筑理论大厦的“预制板”。（4）在社会研究中最常用的命题形式是假设，即一种有关变量间关系的尝试性陈述，或者说一种可用经验事实检验的命题。

第三章 选题与文献回顾

1、阅读文献时，应对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特别注意：（1）每一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背景。即了解各个不同的研究分别是从哪一点出发的，他们各自的目标是什么。（2）该研究的方法。包括研究对象、研究方式、抽样设计、样本特征、资料分析方法等等。（3）该研究的主要结果。包括它在讨论部分所提出观点、所作的推论等等。（4）自己对该研究的评价。包括你所认为的该研究的特点和独到之处，也应包括你所认为的该研究所存在的主要不足，特别是在方法上、研究效度或信度上的不足。

2、研究问题的明确化，指的是通过对研究问题进行某种界定，给予明确的陈述，将最初比较含糊的想法变成清楚明确的研究问题，将最初比较笼统、比较宽泛的研究范围或领域变成特定领域中的特定现象或特定问题。这是选择研究问题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

3、缩小问题的内容范围，清楚明确地陈述研究的问题，是使研究问题明确化的两种方法。

4、文献回顾指的是对到目前为止、与某一问题领域相关的各种文献进行系统查阅和分析，以了解该领域研究状况的过程。或者说，就是一个系统地识别、寻找、考察和总结那些与我们的研究有关的文献的过程。它可以帮助研究者熟悉和了解本领域中已有的研究成果，为研究者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同时还可以为解释研究结果提供背景资料。

第四章 研究设计

1、探索性研究是一种对所研究的现象或问题进行初步了解，以获得初步的印象和感性认识，同时为今后更周密、更深入的研究提供基础和方向的研究类型。

2、描述性研究的目标是发现和概括总体在某些特征上的分布状况，它具有系统性、结构性和全面性等特征。

3、解释性研究的目标是回答“为什么”，是解释原因，是说明关系。

4、最常见的分析单位类型是：个人、群体、组织、社区、社会产品。它们都是社会研究中的研究对象。在做出研究结论时，要注意防止犯与分析单位有关的区群谬误和简化论错误。

5、社会研究在时间维度上可以分为横向的和纵向的。纵向研究中还可以进一步区分为趋势研究、同期群研究和同组研究。

第五章 测量与操作化

1、测量就是根据一定的法则，将某种物体或现象所具有的属性或特征用数字或符号表示出来的过程。测量的四个要素是：测量的客体、测量的内容、测量的法则、数字或符号。

2、操作化就是将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可观察的具体指标的过程。它是对那些抽象层次较高的概念进行具体测量所采用的程序、步骤、方法、手段的详细说明。操作化是社会研究中由理论到实际、由抽象到具体这一过程的“瓶颈”。

3、操作化过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意识澄清与界定概念；二是发展测量指标。

4、测量层次分为四种，即定类测量、定序测量、定距测量和定比测

量。四种测量的层次由低到高，逐渐上升。高层次的测量具有低层次测量的所有功能，它即可以测量低层次测量可以测量的内容，也可以测量低层次测量所无法测量的内容，同时，高层次的测量还可以作为低层次测量处理。

5、测量的效度即准确度。它是指测量工具或测量手段能够准确测出所要测量的变量的程度，或者说能够准确、真实地度量事物属性的程度。测量的效度具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即表面效度、准则效度和构造效度。

举例说明操作化在社会调查中的地位和作用。

含义：操作化就是将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可观察的具体指标的过程。比如，将抽象概念“同情心”转化为“主动帮助盲人过街”、“主动给讨饭者钱物”、“主动向灾区捐款”，就是操作化的一个例子。

操作化在社会研究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存在于研究者头脑中的各种概念、意识，研究者用以构建其理论大厦的各种基本变量，都只有经过了合适的操作化之后才会在普通人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社会中显现出来。从另一方面看，操作化也是具有定量取向的社会研究的关键一环。尤其是在解释性研究中，若要对任何有关社会现实的理论假设进行检验，操作化往往是不可回避的前提。这就是说，只有通过操作化的过程，将思辨色彩很浓的理论概念“转变成”、“翻译成”经验世界中哪些人人可见的具体事实，假设检验才成为可能。

因此，可以说操作化是社会研究中由理论到实际、由抽象到具体这一过程的瓶颈。从理论思维的天空，到经验研究的大地，有着相当的距离。而这种操作化的过程，就是沟通抽象的理论概念与具体经验事实的一座桥梁，它为我们在社会研究中实际测量抽象概念提供了关键的手段。

第6章 抽样

1、抽样指的是从组成某个总体的所有元素的集合中，按一定的方式选择或抽取一部分元素的过程。或者说，抽样是从总体中按一定方式选择或抽取样本的过程。抽样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这些样本值去估计和推断各种总体值。抽样作为人们从部分认识整体这一过程的关键环节，其基本作用是向人们提供一种实现“由部分认识总体”这一目标的途径和手段。

20世纪教育学的主要流派 ：20世纪是教育学活跃和发展的世纪，出现了众多的流派，彼此之间相互批评、相互借鉴、推陈出新。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美一些国家兴起的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法研究儿童发展及其与教育的关系的理论。其代表人物是德国的梅伊曼和拉伊，代表著作主要有梅伊曼的《实验教育学入门讲义》（1907）、《实验教育学纲要》（1914）及拉伊的《实验教育学》（1908）。

基本观点是：第一，反对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强调概念思辩的教育学；

第二，把提倡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运用与教育研究；

第三，划分教育实验阶段；

第四，主张用实验、统计和比较的方法探索儿童发展过程的特点及其智力发展水平，用实验数据作为改革学制、课程和教学方法的依据。

实验教育学反对传统教育学思辩式的和经验式的研究方法，比较强调定量研究的方法，但由于受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其倡导的实验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 又称精神科学教育学，是19世纪末以来出现在德国的一种教育学说，代表人物有狄尔泰、斯普朗格、利特等人，代表著作有狄尔泰的《关于普遍妥当的教育学的可能》（1888）、斯普朗格的《教育与文化》（1919）、利特的《职业陶冶与一般陶冶》（1947）等。

基本观点是：第一，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人类历史是一种文化的历史；

第二，教育过程是一种历史文化过程；

第三，教育研究必须采用精神科学或文化科学的方法；

第四，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促使社会历史的客观文化向个体的主观文化的转变，并将个体的主观世界引导向博大的客观文化世界，培养完整的人格；

第五，培养完整的人格的主要途径就是“陶冶”与“唤醒”，建构对话的师生关系。

文化教育学深刻影响了德国乃至世界20世纪的教育学发展，在教育的本质等问题上给人以许多启发，不足之处是思辩气息很浓，在解决现实的教育问题上很难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的一种教育思潮，代表人物是美国的杜威、克伯屈等人，代表性著作有杜威的《我的教育信条》（1897）、《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1918）等。

基本观点是：第一，教育即生活；

第二，教育即学生个体经验的继续不断的增长；

第三，学校是一个雏形的社会；

第四，课程组织以学生的经验为中心；

第五，师生关系以儿童为中心；

第六，教学过程中重视学生自己的独立发现、表现和体验。

实用主义教育学以美国实用主义为文化为基础，是美国资本主义精神的教育学表达，对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理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推动了教育学的发展。不足之处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系统知识的学习，忽视了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忽视了学校的特质。其影响在50年代以后逐渐减弱，但在强调知识创新及学生探究、创造素质培养的20世纪末，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又出现了复兴的迹象。 20世纪60年代诞生于法国的一种教育学说，代表人物是F·乌里、A·瓦斯凯、M·洛布罗等人，代表著作是瓦斯凯和乌里的《走向制度教育学》（1966）、《从合作班级到制度教育学》1970）以及洛布罗的《制度教育学》（1966）等。

基本观点是：第一，教育学研究应以教育制度作为优先目标，阐明教育制度对于教育情境中的个体行为的影响；

第二，教育实践中的官僚主义、师生与行政人员彼此之间的疏离主要是由教育制度造成的；

第三，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完成想要完成的社会变迁，而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进行制度分析，帮助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理解制约他们思想、行为的制度因素，把学校中“给定的”制度（即从外面强加的制度）变成“建立中”制度（即根据个人间的自由交往而导致自我管理的制度）；

第四，教育制度的分析不仅要分析那些显在的制度，如教育组织制度、学生生活制度等，而且还要分析那些隐性的制度，如学校的建筑、技术手段的运用，等等；

制度教育学关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重视教育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制度问题对教育的影响，促进了教育社会学的发展。但是，制度教育学过分地依赖精神分析理论来分析制度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 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教育问题的论述；一部分是苏联和我国的教育学家们根据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包括教育原理）对现代教育一系列问题的研究结果，例如克鲁普斯卡娅关于教育的著述、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和教学》（1945）、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39）、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1930）等。

基本观点是：第一，教育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存在脱离社会影响的教育；

第二，教育起源于社会性生产劳动，劳动方式和性质的变化必然引起教育形式和内容的改变；

第三，现代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使学生的全面发展；

第四，现代教育与现代大生产劳动的结合不仅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方法，也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第五，在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上，教育一方面受它们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反作用与它们，对于促进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作用；

第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辨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即要看到教育现象的复杂性，不能用简单化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教育研究，又要坚信教育现象是有规律可循的，否则就会陷入不可知论和相对论的泥坑中去。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为教育学的发展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实际教育学研究过程中，许多人没能很好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往往犯一些简单化、机械化的毛病，这是我们在学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应当特别注意的。 20世纪70年代后兴起的一种教育思潮，也是当前在西方教育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教育思潮，代表人物有美国的鲍尔斯、金蒂斯、阿普尔、吉鲁，法国的布厄迪尔等，代表性著作有鲍尔斯与金蒂斯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1976）、布厄迪尔的《教育、社会和文化的再生产》（1979）、阿普尔的《教育中的文化与经济再生产》（1982）、吉鲁的《教育中的理论与抵制》（1983）等。

基本观点是：第一，当代资本主义的学校教育不是一种民主的建制和解放的力量，而是维护现实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工具，是造成社会差别、社会歧视和社会对立的根源；

第二，教育是与社会相对应的，有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学校教育机构，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样态、经济结构都强烈低制约着学校的目的、课程、师生关系、评价方式等，学校教育的功能就是再生产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关系和经济结构；

第三，大众已经对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丧失了“意识”，将之看成是一种自然的事实，而不是某些利益集团故意制造的结果；

第四，批判教育学的目的就是要揭示看似自然事实背后的利益关系，帮助教师和学生对自己所处的教育环境及形成教育环境的诸多因素敏感起来，即对他们进行“启蒙”，以达到意识“解放”目的，从而积极地寻找克服教育及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策略；

第五，教育现象不是中立的和客观的，而是充满着利益纷争的，教育理论研究不能采取唯科学主义的态度和方法，而要采用实践批判的态度和方法。

世纪之交的批判教育学仍在发展之中，可能会对21世纪的西方教育理论乃至我国的教育理论产生相当的影响。 关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有人认为是“教育现象”，有人认为是“教育事实”，有人认为是“教育规律”，有人认为是上述三者中的两项或三项，还有人笼统地认为是“教育”或“人”。这些观点大多模糊不清，似是而非。

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应是以“教育事实”为基础，在教育价值观引导下形成的“教育问题”，其目的在于探索和揭示教育活动的规律性联系，以服务于教育实践。

教育问题的提出标志着教育学的萌芽；教育问题的发展是推动教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教育问题的转换表明教育学研究传统和范式的变革；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形成了不同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及其派别。教育学研究要有“问题意识”，防止“虚假问题”的出现，不断地深化问题。 教育活动是最复杂的一类社会实践活动，教育问题也是非常复杂的一类社会问题，因而教育学研究中存在着非常复杂的方法论问题，主要涉及到教育学研究中的事实与价值、逻辑与历史、一元与多元问题。迄今为止，

理性主义教育学重视教育学研究的逻辑性，忽视教育学研究的历史性；

实证主义教育学重视教育学研究的事实性，排斥教育学研究的价值性；

文化教育学重视教育学研究的价值性与历史性，忽视教育学研究的事实性；

实用主义教育学着眼于具体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回避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方法论，但在教育学研究的具体运用过程中存在着简单化和僵化的毛病。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在教育学研究方法论中坚持事实与价值、逻辑与历史、一元与多元的具体的、历史的辨证的统一。 这是困扰教育学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康德与赫尔巴特最早明确提出教育学的科学性问题，倡导理性主义的教育科学观，认为只有当教育变成能够用清晰的概念和命题表达的知识体系时，才能真正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普遍的科学。

实验教育学批判了强调概念思辩的理性主义教育科学观，提出实证主义的教育科学观，认为教育学研究必须放弃概念思辩的传统，走实证科学的道路。

文化教育学即批判理性主义的教育科学观，又反对实证主义的教育科学观，提出精神科学的教育科学观。

分析教育哲学家奥康纳与批判理性主义者布蕾钦卡在20世纪后半叶以自然科学为榜样，站在逻辑经验主义的立场，认为教育学要想成为受人尊重的科学，必须走纯粹经验描述和逻辑建构的道路，排斥研究者的价值偏见。

赫斯特从教育学研究的目的分析入手，认为教育理论实质上是一整套由多种复杂成分构成的知识体系，教育学是实践科学。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者认为，教育学只有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教育研究中切实做到历史与逻辑、事实与价值、一元与多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才能真正把教育学变成教育科学。 近代以前的人类教育思想具有多起源和多线索的特征，不同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教育文化传统。

近代以来，随着国际范围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教育知识的交流也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浅到深。交流中，一些政治、经济和文化发达国家的教育知识开始占据世界教育知识的核心地位，将自身合法化、普遍化，使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传统教育知识处于依附状态或被压抑状态，使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教育学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教育学的“跑马场”。

为了克服这种学科依附状态，适应本国本民族教育发展的需要，许多不发达国家或地区先后提出“教育学本土化”的要求。

在教育学史上，赫尔巴特第一个提出建立“普遍妥当教育学”的理想。

狄尔泰对他的这个理想进行了批判，提出了教育目的的“历史性”问题。

乌申斯基用大量的事实材料说明了教育和教育理论的“民族性”，提出各个民族应建立具有民族风格的，反映民族精神的教育学。

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则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问题，致力于教育学的本土化，以适应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要求。 该问题就是教育学的学术性与实践性关系问题。从理论上说，二者是统一的，没有学术性，没有理论的完备和透彻，教育学就不能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而脱离了实践，不能指导实践的教育理论也肯定沦为空洞的概念思辩和事实分析，不复为真正的学术。从实际情况来看，在世界各国这两者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脱离现象，其结果是两败俱伤。

克服这种现象的策略大致有：充分认识任何教育实践都是蕴含着教育理论的，不存在不受教育理论制约的教育实践；坚信任何真正的教育学研究都应以教育问题的确定、分析、解释或解决为目的，不应是抽象的、空洞的和无味的概念思辩和事实分析；明了教育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对教育实践起指导作用，是因为它是反思教育实践的知识基础，并为之提供新的教育知识，作为转变观念、创新制度和规范行为的基础。

我国教育改革要想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经验主义，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科学事业，尊重教育学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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